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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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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人物

        奔赴延安的女青年

        时间:2020-09-18 08:44:18 浏览:655次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风景。她们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的队伍里,军事化生活强健了体魄,脱落了小姐们的脂粉气与羞涩感,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也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挑战。
          乘飞机奔赴延安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指何、陈)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惯。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去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再次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看待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剪短发像假小子
          1938年3月,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看其年龄幼小,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苦!”
          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像个假小子。
          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
          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细节。
          激情燃烧的岁月
          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首先改变的是身体,集体生活炼就了她们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
          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到达延安的初夜,通常都被安排住在城里的招待所或南门外的西北旅社,食宿全部免费。延安以自己的方式,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叛逆者。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这时的延安古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自1936年底从东北军手中接管过来以后一直保存完整。傍晚时分,这支小分队步行进入延安城,于蓝和伙伴赵路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让队长去办理报到手续,她们自己却轻轻地跑出去玩了。沿着街道,边走边看,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穿着灰色、蓝色制服的“公家人”,与坐商行贾的老乡们和平买卖交易着。来到十字路口,她们看到很多人涌进一座非常洋派的教堂改制的大礼堂。“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拥进去了。只见里边黑糊糊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着,台上有两盏灯,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挂着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干部联欢晚会"。醒目的横幅再加上"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啊!” 还有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的场面,话剧演出等节目,更是令她们耳目一新。看过晚会,别人都散场了,她们才想起来自己今晚不但晚饭没有吃,而且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睡呢!
          赶快按照原路找到招待所,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八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在火热的救亡革命气氛里,身穿制服的革命女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的增多了,一些青年的学生们抗大与公学的学生生气勃勃的穿过街心,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走在行人密密的街头,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的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
          次日早晨,就是1938年的新年元旦。“太阳射出那万丈光芒,风也停止了!一群群的青年男女,带着马,穿上"老资格"的军服走到旷野里去,他们兴奋的,快乐的跑着马,说着,笑着,简直是一群群天使,他们几乎忘形了!”
          战时集体生活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中国女子大学前后享受着两年红色浪漫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当时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有些南方同学刚到延安时,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不吃也得吃,硬着头皮慢慢咀嚼,久而久之,就感到粟米之香了。特别是女同志,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身体壮实起来。有人还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延安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几个队干部在一起吃饭,常花几分钱买点酱油、香油、辣椒、醋,往小米饭里一拌,嘿,甭提有多香了。
          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延河成了女生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盛夏时分,几个同学相约到河边沐浴,先洗好下衣,晾到河滩上,人躲进河中泡着;待下衣干透,着好再洗上衣。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
          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她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此时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